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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俯瞰环球,清华高校教

发布时间:2019-10-17 08:56编辑:人物浏览(175)

    顾准史学思想述评

    2010年6月7日下午2:30,“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第八期在光华楼东主楼2812高研院“思想者学苑”举行。本期席明纳研讨的主题为“逆境中探索和苦难中悟道――顾准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思想评析”。

    顾准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他生前坎坷,身后却留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城邦制度》两部经验主义史著。顾准通过对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的反思,探索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论证了历史发展的非逻辑性。其人其学对学术界起了典型的思想解放作用。

    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主持了本期席明纳。复旦高研院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教授受邀担任主讲嘉宾,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萧功秦教授,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陈家琪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郭定平教授、陈周旺副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方钦副教授受邀参加了本期席明纳,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郭苏建、吴冠军、刘清平、纳日碧力戈、林曦、沈映涵参加了本期席明纳。

    关键词:经验主义;教条;多元化;

    顾肃教授首先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并向听众们介绍了到场的诸位嘉宾以及本期席明纳活动的由来和讨论规则,然后请张曙光教授先做四十分钟的发言。

    顾准是我国现代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早年即投身革命,而后半生却迭遭厄运,直至其在“文革”中病死。逆境并未使他在精神上颓废,严酷的现实反而促使他冷静地反思历史和民族的未来。作为一名富有良知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顾准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俯瞰整个世界,提出了一系列深邃、独到的见解,打破了中国思想界的沉闷,使国人重新听到了鲜活的声音。《顾准文集》就是其倾注全部精力写就的思考总结。

    一、基调发言

    顾准一开始并非自由主义者。二十岁时顾准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为一名坚定的战士,在轰轰烈烈的战斗中曾欣喜地见证了革命的胜利。然而,建国后不久,指导思想渐渐倾于教条化,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国家政治形势持续动荡。一度争鸣的意识形态在此环境中也呈现一元化,旁逸斜出即被视为异端。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使他难以理解:为之奋斗几十年的革命何以会如此异化?顾准开始认真地考虑“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即革命后的政权建设问题。他坦然承认“我转入这样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Tolstoy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他渐渐清醒地认识到“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没有的。这个人间世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至此顾准的思想完成由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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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验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并非史学工作者的顾准写出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城邦制度》这两部震撼中国学界的史学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顾准集中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看待西方文明、如何通过历史认识现实和展望未来。以下笔者就这几个问题作详细的论述。

    首先,张曙光教授介绍了顾准的身份和相关历史背景,指出顾准政治学理论探索的核心问题,即借鲁迅“娜拉出走以后会怎样”而引出的“革命胜利以后会怎样”的问题。面对中俄革命胜利后所经历的曲折,顾准着力对其理论和历史根源进行了探索,力求发现避免弯路、接近至善目标的途径。

    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接着,张教授对顾准的理论贡献进行了概括与提炼。(1)关于民主政制和专制政制。顾准借助对希腊海上文明和大陆国家会出现不同政制的分析,解释了人类民主制度的建立需要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2)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顾准分析了从直接民主到代议民主的发展和变迁。指出,代议民主是“一种复杂精巧的、适合于广土民众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这也为破除人们对于政治人物的迷信提供了有利的武器。(3)关于资本主义和“异化”批判。顾准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最大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强调雇佣劳动,而顾准强调法权体系和合理经营。顾准认为,马克思之所以如此定义是为了“消灭异化”,建立“地上天国”。(4)关于民主科学和进步史观。顾准认为科学精神与民主是相一致的。中国的思想史中更多的是道德训条,很难产生科学和民主。同时,他对历史目的论持批判态度,主张进步历史观。(5)关于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顾准对于绝对真理论和唯理主义持批判态度。他认为,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不能不是唯理主义者。马克思哲学是黑格尔和培根的神妙结合。同时,顾准对自己的经验主义和多元主义也做了很多论述。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其阶级革命学说中,阶级斗争被赋予推动社会前进的直接动力。社会主义建设伊始,“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在党的政治决策层初见端倪。工作方向随之转向“左”倾,连续出现重大失误,最后酿成“文革”灾难。咀嚼着苦果的国人,在教条化的政治空气下仍无力或不敢冲破思想的藩篱。正是在这种“万马齐喑”中,顾准以追求真理的无畏勇气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缜密地剖析。

    然后,张曙光教授分析了顾准政治理论的局限性与缺陷。在肯定顾准思想对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批判以及对中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建设性探索的基础之上,张教授认为,顾准的理论缺陷也非常的明显。顾准认为自己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一方面他主张民主政制,而另一方面他却又坚持消灭私有制。这里存在着明显的逻辑断裂。

    作为犹太人,宗教情结使马克思具有与生俱来的“拯救欲”;作为成长于工业社会初期的思想家,“社会的良心”使马克思对弱势群体抱有同情心。到中年时期马克思的富有道德色彩的理论已建构完成,即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其代表著作《法兰西内战》和《批判》中马克思论述了这一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为:无产阶级承担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逻辑性;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性。

    接下来,张曙光教授将顾准对社会革命胜利以后的“娜拉问题”的探索划分为了三个阶段:萌芽期(1952-1956年苏共20大前后)、耕耘期(苏共20大—1960年前后)、收获期(1960-1974年病故),并对各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他指出,顾准对于革命的反思和发问是基于切肤之痛和对于现实痛定思痛的呐喊,代表了当代人的心声;顾准在对革命局限性进行反思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其积极的历史作用,而是给了革命以“恰如其分”的评价。顾准的这种冷静与理性都决定了其探索结果既超出一般人想象而又在于情理之中。

    针对这种“逻辑性”,顾准从其理论的方法论人手展开潜心研究。顾准阅读了早期马克思的忠实信徒狄慈根的《辩证法的逻辑》一文,在诸如“形而上的逻辑的目的是把它的领域扩大到永生之界,连天上的逻辑程序都要寻求,连一切知识的最后的问题它都谋求解决”、“它使人民有逻辑上的根据,好去否定一切教士主义和神秘主义,并在这神圣的真理所居的那个世界中。谋求他们的解放。”等处,他敏锐地捕捉到:一旦形而上学化,辩证法就成了逻辑泛神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曾严厉指责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也一再坚持“在辩证法哲学看来,并没有什么永久确定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之类的“反神学”的立场。顾准警觉到辩证法若被先验地赋予“真理不可分主义”和“一元主义”的属性,也就具有了绝对真理的性质。理性和神性逻辑上的跨越将使辩证法绝对化本身成为哲学造神运动。必然性的逻辑支持,即绝对真理的支持,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确实也曾凝聚了革命队伍,坚定了革命信念,成为革命的理想主义旗帜。作为革命和建设的“庐山中人”,顾准对此体味尤为深刻,“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不能不是唯理主义者”。

    最后,张教授围绕顾准的读书情况及其思想渊源进行了探讨。他主要介绍了顾准主要涉猎的书目、“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规划未来方向”的读书目的、比较研究、追根朔源、紧密联系现实的读书方法,并且对顾准民主思想产生、形成和深化的历程进行了总结。张曙光教授指出,从人类的学史来看,顾准的民主思想并没有太多的突破与创新;但是,鉴于其形成的社会背景——旧中国的专制统治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民主专政,顾准的民主思想完全可以被称为中国现代民主的先声。

    在此基础上,顾准进一步指出,“Marx对Hegel加上极重要的培根主义的改造”;辩证法也就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亦即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顾准认为,若将其解释为“历史发展,合乎我的理论;我的理论,说清楚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这种史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就陷入一元论和线性思维。诚然,这样的方法论“赋予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以神圣性——宗教的神圣性”,在革命时所谓“破”的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为革命阵营所鼓舞;但若一味地持之以恒,其严重的异化效应也不容回避;一旦作为绝对真理受到独尊,共性极有可能会淹没个性,原本丰富多彩的世界恐怕只会剩下类的存在。顾准对此痛心疾首:“你能承认今天‘社会化了的中国人’是中国人整体的无条件的共性?你还是认为这实质上是恐怖主义手段所强加于中国人整体的虚伪的共性?”所以顾准坚持认为:“唯有多元主义而不是一元主义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若从这种想象力(“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也就是“历史和逻辑的一致”)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二、第一次学术讨论

    为了便于彻底地论证这一问题,顾准又将研究工作引入历史发展规律的范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提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那么历史是否能验证这样一致的演进呢?顾准在实证对比中发现东西方的历史发展模式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例如东方大陆农业领土帝国的威力所寄在于编户农民的贡赋和徭役、兵役,而西方海上商业城邦威力所寄则是海上贸易和海军。再如奴隶制,希腊罗马文明程度较高的工商业城邦盛行奴隶制;而古代中国虽然存在奴隶(并非商品货币关系发达基础上产生的),但不存在奴隶制度。这些都证实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变迁的多元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应该是一种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在指导现实工作中不宜将其教条化。

    萧功秦教授高度评价了张曙光教授对顾准政治思想所进行的系统梳理。他认为,过去人们更多的是把顾准当作一个精神偶像和道德化身,加之顾准思想并没有系统的著述,因而少有对其学术思想系统、专门的论述。萧功秦教授特别指出,张教授这项研究的第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系统地分析了西方民主的发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清末立宪开始,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主要是基于专制主义的压迫而产生的一种道德需要。民主是为了制约腐败和专制,而不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样就造成了功能主义和简单化的倾向,使我们对于民主的认识从一开始走上了一条特殊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很容易被导向民粹主义的方向。这种道德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就使“民主”成了“为民做主”。张曙光教授的研究另外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地方是对顾准思想缺陷和不足的认识。他第一次明确了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顾准承认消灭私有制,也认为社会主义是好的,而社会主义是要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路发展的。张曙光教授在分析中则明确地指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针对在该问题上顾准的如下言语:“我反对社会主义吗?我不。私有财产终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财产,这很好”,萧功秦教授提出了他的疑问——这段话到底是顾准的由衷之言,还是专制环境之下不自觉地政治表达?

    二、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陈家琪教授则就顾准政治思想的内容指出,顾准肯定“进步”,但是否认“目的论”,没有“目的”,这种“进步”应该如何来理解、又应该如何来衡量呢?同时,陈教授进一步质疑道,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顾准却很少提到“私有制”和“所有权”问题,与之密不可分的“人权”和“宪政”也没有进入他的讨论视野,这是大的政治环境所致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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