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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湘军将领的设置由统帅决定,曾国荃却认为

发布时间:2019-10-17 08:47编辑:传说浏览(195)

    试析曾国荃的建军治军思想

           曾国藩通过市调自身发现当时清朝绿营存在1、兵权分散、指挥不灵,2、薪饷过低,训练废弛,3、官气太重,应战能力不足,军心涣散。深感靠绿营兵对付不了太平军,地方团练也只能剿剿“土匪”而已。他决意改弦更张,另辟蹊径,创建一支新军。曾国藩通过对对手劣势分析,太平天国在宗教信仰、文化政策都极其专制,遭到全国儒生的抵制。在曾国藩市调发现,中小地主阶级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闲居乡里的绅士非常多。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他们将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统治秩序,加之无官可做只好投笔从戎,一显身手。因此曾国藩把忠君勤王和捍卫封建礼教作为他的建军宗旨。

    曾国荃是著名的湘军将领,他自1852年开始,与乃兄曾国藩一道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然而,他在治军、为官、处世、教子等方面却有过人之处。长期以来,由于资料匮乏,史学界对曾国荃军事思想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本文不揣简陋,在阅读最新出版的《曾国荃全集》的基础上,拟从他的建军、治军方面探讨其军事思想的内涵。

           曾国藩的军事制度通过目标细分分为4个部分:1、招募制度2、组织体制3、训练制度4、后勤制度。

    关键词: 曾国荃;建军;治军

    一、招募制度

    曾国荃(1824—1890),著名的湘军将领。1852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浪潮波及湖南,曾国荃开始在湘乡兴办团练,由此开始其军旅生涯。1853年,他协助曾国藩在长沙编练新军,并“为文正(曾国藩谥号——引者)画三十二策,无不效。文正是以知其能用兵也。”[1]1856年,太平军将领石达开进攻江西,曾国藩被困南昌,形势危急。曾国荃为解燃眉之急,在长沙募勇,组建吉字营救援江西,屡战皆捷。1858年,在江西筑长围围攻太平军,攻克吉安,因“功”授知府加道员衔。1859年,曾国荃率兵援剿景德镇,三战三捷,擢升道员。1861年,大破集贤关,克安庆,以“功”加布政使衔,记名按察使。1862年,曾国荃率勇进军金陵,驻扎城外雨花台。曾国藩以孤军深入、兵力薄弱为虑,屡次下令退军。曾国荃却认为:“舍老巢勿攻,浪战无益,逼城足以致敌。虽危,事有可为。”[2]他加固粮道,增设要隘营垒,并结合水师,全力出击,终解围。此时,曾国藩和其他湘军将领均认为应乘胜撤围,退保芜湖,曾国荃又力排众议云:“贼(诬指太平军,下同——引者)以全力突围是其故技,向公(向荣——引者)、和公(和春——引者)正以退致挫,今若蹈其覆辙,贼且长驱西上,何芜湖之能保?况贼乌合无纪律,岂可见其众而自怯?”[3]坚持不能退兵。历时两年多,终克天京,活捉忠王李秀成。曾国荃也因“功”受封一等威毅伯,加太子少保衔。1866年,曾国荃又奉命剿捻,成为捻军最危险的敌人。1884年,曾国荃署理两江总督期间,法国军队入侵东南沿海。曾国荃整顿海防,增添兵船、水雷等新式武器。可谓防边有策,助战有功,使沿江军民六年相安无事,撑起东南半壁河山。1890年,曾国荃死于两江总督任上,赐谥忠襄,追赠太子太傅。李鸿章送挽联称他:“易名兼胡、左两公,十六言天语殊褒,恩数更惊棠棣并;伤逝与彭、杨一岁,二三子辈流向尽,英才尤痛竹林贤。”[4]清朱孔彰在《中兴将帅别传》中评议曰:“中兴拨乱,忠襄之勋烂焉。”[5]我们认为,这些说法虽有过誉之处,但对于这样一位晚清重臣,湘军重要将领之一的曾国荃,对其军事思想,大有研究之必要。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建军思想、治军思想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他参照戚继光组建戚家军的经验,由清朝的世兵制变为募兵制。

    一、建军思想

    1.选将制度(目标细分)。在湘军内部,实行自上而下的逐级选将制度。①湘军将领的设置由统帅决定,将领的调任升免,兵部不能过问。曾国藩认为这种选将方法有如树木,“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②能提高军队的凝聚力、战斗力。(目标细分,抓主要问题)

    严格招募标准

    2.规定了严格的选将标准。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提出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时刻紧扣思想本质)。

    鉴于清廷正规军绿营、八旗兵缺乏战斗力,不堪任用。曾国荃继其兄国藩之后,行军打仗多亲募勇丁。关于募兵原则,他坚持兵在精不在多,“所谓征兵满万,不如招募三千之良耳。”[6]关于招募标准,他提出以下几条:

    3.招募兵勇。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其用意就是乡农中招募的兵员朴实壮健,有利于灌输封建的忠义伦理思想和便于适应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曾国藩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凡无保者,概不招募。这种群体是比较牢固而富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士兵由统兵将领亲自挑选成军,可以很好的解决指挥不灵、应战能力不足,军心涣散这几个问题。曾国藩制订了湘军官兵俸禄优于绿营兵的制度。陆师正勇月饷为银四两二钱,而绿营步兵为一两五钱;马勇月饷银七两二钱,绿营骑兵月饷才二两。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正规军兵士月饷的3倍。湘军水师的饷银又优于陆师。另湘军兵士负伤有抚恤,攻城掠地有赏银。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军心自然稳定。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农民的一大副业。(解决士兵的痛点)

    其一,宜多招湘人,兼募当地兵勇。其理由是:“昔年粤逆倡乱,克复城池,歼除首逆,皆赖湘军之力。近日收复新疆全域,湘军又居首功,是湘勇得力之明效大验也。”[7]但他并没有囿于曾国藩无论何地打仗,必回湖南招募的观点。而是结合战争需要,因地制宜。除多募湘勇之外,他还主张征募当地兵勇。因为当地兵勇“本此邦所产之材,而办此邦之事,形势既熟于胸中,人心亦易于联结。其有裨于客兵、有益于地方者,良非浅鲜。”[8]他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为抵御法国侵略东南沿海,就曾针对广东民风强悍的情况,提出不用客兵,改为招募当地英勇善战之人,组成兵团,守卫边防。这就跳出了其兄募兵仅用湘勇的地域局限。

    二、组织体制

    其二,宜招乡村朴实之人,杜绝油头滑面之辈。曾国荃认为,“其余各属之人,非油头滑面有市井气,即染衙门积习”,而乡村之人多朴实善良,吃苦耐劳,能适应艰苦的作战环境。因此招募乡村之人实属“梓里釜底抽薪之策也”。

           组织体制是军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兵种构成、营制饷章和领导机构等方面。湘军有陆军、水师和马队三个兵种。其中陆军的营制饷章最著名,影响也最大。它包括一营之制、营官亲兵之制、一哨之制、长夫之制、薪水口粮之制、小口粮及恤赏之制几部分。应该说这种编制比清军更合理。领导机构分为三类:第一是道光年间湘乡经世派群体。二是以私人关系为结团裙带。第三是在战争中立功擢官者。经世派群体是志同道合,有政治基础,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裙带团体能形成牢固而富有凝聚力和战斗力。

    其三,宜招年轻力壮之人,“多选少年有力耐劳之士”。曾国荃在山西剿捻期间,针对山西气候寒冷、多崇山峻岭的特点,他在募兵时指出:“行营打仗,全仗年富力强、气力精壮,倘或已过三十岁,则难耐山西之寒及登山逾岭之苦。惟祝多选少年有力耐劳之士,斯得之矣。文帮办、武护哨,亦宜择年力壮强能行路、能骑马者为要。”根据战争的实际需要,选择年轻力壮之人为勇,有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三、训练制度

    其四,宜招不染恶习之人,禁绝吸食鸦片之人为勇。曾国荃目睹绿营、八旗沾染鸦片恶习者日众,深知鸦片对军人危害甚深,“若吸食洋烟,则气力必减,懒惰必惯。无事既行路恐后,有事又安望其奋勇争先乎?此勇丁吸食洋烟为军营所大忌也。”因此要求招募勇丁时必须严格挑选,以不食鸦片为首要条件。他规定:“营中自管带、帮带、哨官以至散勇,均宜先严此选。至于长夫、伙勇,一营之军装、食用皆资其挑负,所关匪轻,亦宜一律遴选。”不招沾有恶习之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所招军人的质量。

           1.十分重视军队的训练。2.曾国藩认为常规训练是控制军队的重要途径。他以“训练之才”自居,规定湘军每天按课程操练,不得间断。手订营规、家规,饬令官兵严格执行。曾氏认为,军队的工作就二项,战时作战,平时训练。决不能让士兵们整日无所事事,否则,士兵们就要惹是生非。3.曾国藩最厉害的是重视精神训练。他把军营纪律与封建道德揉合在一起,强制灌输,教化士兵。他就是向兵士灌输忠君卫道等封建宗法伦理道德,使兵士们心甘情愿地充当炮灰。湘军每逢三八操演,曾必亲到校场演讲,每次都一时数刻之久。曾苦口婆心说教的目的,就是要使士兵“有礼、有法、有号令”。他把军纪、营规等等编成通俗易懂易记的“顺口溜”式的歌曲,教士兵们唱,使之深入人心。前后记有《陆军得胜歌》、《水师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等。(数量级的灌输思想武器)

    适时调整兵种建设重点

    四、后勤制度

    兵种常规上可分为步兵、骑兵、水师等。兵种不同,其所适用作战范围亦有所区别。因此,不同时期作战对象不同,曾国荃的兵种建设侧重点也因时因地发生变化。1852年至1864年主要是同太平军作战,太平军活动范围多为高地、城市和悬崖峭壁,适宜步兵作战,此一时期,曾氏组建部队时注重步兵建设。1866年至1867年为剿捻时期,针对捻军骑兵发达、善于冲锋陷阵的特点,曾氏很重视骑兵队伍的建设。他曾提到:“接仗固需步兵,冲锋先资马队”,所以“马、步必须兼用也”。1878年,曾国荃在山西剿捻时,考虑到山西某些“旷野平原非马队不足以资驰骋”[9],建议部属刘连捷招募勇丁时,广为收录善于骑射之人。并将招募的新勇,抽出部分专门组建马队,使骑兵力量大为加强。弥补了步兵不善冲锋的缺陷,在剿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80年至1890年,俄、法等外国侵略者加紧侵略我国沿边、沿海地区。曾国荃意识到水师在海防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开始加大水师建设力度。鉴于清军水师规模不大、兵力单薄、设备落后的现状,曾国荃曾呼吁加强水师装备。面对多次裁撤长江水师的诏令,曾氏设法抵制。并于1887年上奏《裁减长江水师利少害多疏》,力陈水师只宜加强不宜裁减的理由。1890年9月,曾国荃又在南京创设江南水师学堂,培养水师人才。曾国荃根据各个时期不同需要,适时调整兵种建设重点的思想,是值得重视的。

           与清军由国家办后勤不同,湘军必须自筹粮饷,自办后勤,因而曾国藩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湘军增加“长夫之制”,这种做法有两个好处,一是每营配长夫180名,足以承担搬运军需物资的任务;二是湘军行军作战时不必如绿营兵那样抓差拉夫,扰害民间。这样,正兵平时可集中精力训练,战时一心一意投入作战而无后顾之忧。曾国藩建立“长夫之制”,是加强军队后勤的一项重要措施,对近代军队建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长夫之制”实际上是近代军队中“辎重兵”的雏形。

    发挥武器的重要作用

    个人小结:

    军队能取得胜利,不仅在于兵力众多,而且与武器装备状况有很大关系。曾国荃在同外国侵略者多次交战的实践中,认识到西人之所以能占上风,“全恃船坚炮利以称雄,非有异术也”,而清军落后的武器装备必然会影响战斗力,但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自以为船坚,自以为炮利”,那就犯了“不知己又不知彼” [10]的大忌,其危险性自不待言,故而主张修船添炮、采购水雷等先进武器,不惜巨资修造坚厚兵船,不重其多,只重其精,“炮位则宜求其极大,军火则宜求其极精”。拥有锐利的武器,再“一心倚重知兵之员,遴选能战之将”,方能“足以制敌,而不为敌所制。”[11]曾国荃既看到了武器的重要性,又肯定了人的能动作用。

           曾国藩案例中,曾国藩从军队组织结构上,就组建了一个一个阿米巴团队。阿米巴团队的核心就是曾国藩的哲学思想。思想武器是封建忠君礼教思想。思想武器的厉害帮助湘军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案例比如击败石达开,国民党案例等等。

    重视筹饷、屯田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曾国荃领兵多年深刻体会到粮饷对军队建设的作用。

    关于饷项,曾国荃认为,“军事之利钝,恒视饷事之盈绌为转移。”[12]“饷项宽裕则不患兵不强。”[13]因为防守、练兵、购买武器、犒赏三军等均需巨饷。至于解决饷项办法主要有:裁撤冗杂勇丁,节省饷源;动员绅耆士民捐款筹集;整顿军务,改革厘金局、总粮台等供应机构,开源节流;截留盐铁等税收以解燃眉之急;发展地方经济,军队实行屯田,自筹饷需;筹措无方时,不惜借款充饷。

    关于屯田,曾氏认为,“驻兵以足食为要。善谋国者,用兵屯耕,其所食即食其所耕。”[14]“开办屯田,查勘荒地,分别垦种,扼要屯防,既可借兵力以卫民,复可得屯粮而节饷,是诚安边靖寇之至计,而亦寓兵于农之良法也。”[15]曾氏重视屯田的做法,既有助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就地解决军队给养问题;又可巩固边防,缓和边疆危机的局面。可谓一举两得。

    二、治军思想

    “治兵之道,首重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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